1893年10月，聂士成率武备学堂学生三人游历东三省和朝鲜，著有《东游纪程》，断定：俄国为中国之大患，“贪心不足，每思开扩土地”，“夺我利权，此俄之素志也”。还认为：日本为“心腹之忧”，对朝鲜觊觎已久，朝鲜“若有疏失，非独伊一国之危，亦我省之大患也。”果然不出所料，几个月后，日本便发动了这场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



聂士成临战也善于用兵，有制敌之法。如在牙山提出班师回国，在摩天岭建议敌后游击，皆为明证。可惜均未被采纳。在辽阳东路的争夺战中，聂士成或攻或守，防御得力，终于使日军未能越雷池一步，更创造了甲午战争期间第一个比较全面体现“积极防御”原则的范例，也让日军知道了自己的厉害。



此后，日军不得不彻底放弃由东路进犯辽沈的计划，放弃攻势而转为守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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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辽东战场还在拉锯的时刻，大清高层，又一次因循战略性的错误思想——重守京畿，而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调聂士成入关加强军备。



而主要的直接决策者李鸿章以畿辅吃紧，“急需大支游击之师，非速饬聂土成回直（直隶）整顿不可”，电恳“朝廷主持，勿稍摇惑”，谕聂士成“即日拔队进关”。[《寄译署》，《李文忠公全集》]



朝廷同意李鸿章的意见，不顾宋庆等人的反对，命按察使陈湜率福寿军十营移驻摩天岭，接替防御。2月12日，聂士成先行出发，至甜水站与吕本元、孙显寅研究布置防御，详细嘱付，夏青云与陈湜交接，带马队后行，启程入关，回直隶任职。



好不容易出现一位能战之将，辽东需要，直隶也倚重，这是客观情况。象聂桂林、丰升阿这样的，谁也不倚仗。不过聂士成一走，对辽东战场，是一个重大的损失。聂士成也失去了辽东这个继续发挥、创立战绩的一个重要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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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士成一去，凤凰城北路的战事即趋于沉寂。



但辽东战场的官员和清军、民团却不甘沉寂，主动出来争取作战。于是，凤凰城东路的争夺战又起。



凤凰城原为清朝东边道驻地，九连城、凤凰城相继失陷，新任命的东边道张锡銮率定边军驻在通化县。



张锡銮将手下这支队伍汰旧募新，补充兵员，共有七营部队，让天津武备学堂学生出身的县丞商德正担任总练习，加以训练。正好奉天省城又运来毛瑟枪八百五十支，装备起了三个营，原有七点五厘米口径炮四门，凑了一个炮营出来。



于是，张锡銮率奉军新后营、靖边右营、新中营等三营，进驻宽甸城北25里的大川头，筹划收复宽旬。



而凤凰城、安东失陷后，署（代理）凤凰厅同知的章樾、凤凰城城守尉佑善及安东县知县荣禧也全部后撤到了凤凰城东边一带。这三位难兄难弟因为城池失守，被朝廷革职，官也当不成了，整天愧愤不已，“流亡”之中，也一心想攻回原地，报仇雪耻，于是邀请举人姜焕章等帮助，弄不了军队，就办团练。四里八乡拉起了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十个团——这名字起的，儒家味十足，就是没有杀气——“每团一二千人不等，筹备枪械，挑成堪以打仗炮(枪)手四千余人。”



于是，张锡銮决定趁着清军反攻海城之机，带领手下清兵，联络民团合力进袭宽甸，牵制日军，为清军反攻出一把力，也顺便捞一把试试。[据《盛京将军裕禄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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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甸四面群山连绵，道路曲曲折折，进出道路通行不易。当时，宽甸城是凤凰城东边较大的一座城，城内却只驻有少数日军，形势吃紧之后，2月25日又调来一个中队，以加强宽甸城的防御。



26日下午4点左右，这股增援的日军到达宽甸县西南三公里的地方，忽然听见县城西面响起枪声，心知不妙，急速直奔县城。



原来，这天午时，张锡銮就已下令进攻宽甸守敌。



张锡銮布置得还比较有章法，以清军主攻，民团辅助。攻击上有攻城的，有打援的。



琢磨他的部署，他可能根据城中敌人的兵力，将重点放在了阻击和打援上：文廷顺率奉军新后营在蒲石河设防，阻击西面来援的敌人；岳元福率新中营由小道绕至城西十八里冈埋伏，准备截击城中逃敌。林长青率靖边右营至大亮子沟，伺机向敌发起攻击。民团则在分别在城东西扼守、助阵。



日军增援部队沿西南山间道路前来，正好扎进了清军和民团部署的“缺口”。



林长青率军到达大亮子沟后，突然侦察到日军一队由双山子急行而来，相距还有十多里，便主动直接迎上前去，在宽甸城西南的一撮毛与敌相遇，攻城变为阻敌增援。按照他事先的安排“与倭相距百步，始得发枪”，全营等敌人靠近以后，才举枪齐发，向敌射击。日军支持不住，急忙向东退却，路上又遭到民团的阻击，只得又奔逃回来，折向南面从宽甸南门入城。



日军判断，清军似乎知道城中日军兵少，所以主力自西南方发动攻击，想切断和包围日军。增援中队便与城内日军会合，由西门出城，企图绕道偷袭林长青后路。岳元福所率新中营早已布置好，迎头痛击。日军死伤甚众，向南突围狼狈逃走。



从下午4时打到7时，清军终于收复了宽甸，杀伤日军32人，还缴获不少枪械弹药。



日军于27日退至长甸，清军跟着便推进过来，28日，日军料想守不住，又放弃长甸，回到香炉沟。3月1日，清军收复长甸。



本来宽甸、长甸、香炉沟三处日军互成犄角之势，清军收复宽甸、长甸后，香炉沟日军也感觉难以支持，便再次放弃香炉沟，退保金厂、长冈。



至3月上旬，张锡銮又调马步各营陆续到宽甸集结，等宽甸防御稍固，决定于3月11日向金厂、长冈之敌发起进攻。



但由于事机不密，此计划被日军获知。3月9日，日军步兵第十一联队长西岛助义率其第二、第三大队的九个中队及山炮三门，自九连城增援金厂。



11日黎明，岳元福按计划冒雪到达红铜沟，准备进攻金厂。日军已有准备，一路由金厂东道岭出红铜沟阻击，一路由红铜沟岔绕到岳元福营之后。岳元福分兵迎击，激战两小时，伤亡数十名，前哨哨官王维选、哨长权福廷也中炮牺牲。左哨哨官刘开勋率队埋伏于山岗下，待敌逼近突然发射排枪，始将敌击退。



文廷顺营按计划绕金厂以西，自大安平河直捣长冈。将近长冈之时，遇到日军伏兵侧击，伤亡十余名。幸乡团跟至，与文营合击，敌人才退回长冈。



经过此日之战，日军虽未吃大亏，但知道清军必定还会进攻，担心自己孤悬于叆河以东，没有后援接应，陷于进退两难之中。



正在这时，又听到清军准备三路进攻凤凰城的传闻，日军一时人心惶惶，不敢不十分警惕，3月14日夜间，放弃金厂，偷偷渡过叆河退回九连城。



整个宽甸全部被清军收复。“自是，宽甸境内肃清，倭人阻河为界，叆水以东无倭人踪迹。”[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见《中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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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辽阳东路日军全部龟缩于九连城、凤凰城等地，只求守住城池自保，无力再发动攻势。



日军驻凤凰城司令官立见尚文少将，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只听见别处传来捷报，为之抑郁不已，也学自己的老领导作诗：“留守凤城四阅月，每闻战捷剑空鸣。难忍功名争竞念，梦魂一夜屠清京。”[《日清战争实记》]



与中国的反映从军出征的军旅诗词多用“破”“驱”“逐”等词语不同，日本人的这些诗喜欢用“屠”这个充满兽性的字眼。（印象中汉诗中只有一句，“虽有屠城功，亦有降虏辈。”还是表达“绝对不能鼓励和追求这种目标”的否定态度。）也与中国军旅诗词常反映出征之苦不同，日本人的这些诗则很少表现这些思想，而更多体现的是掠地、杀人。或许从中可以看出日本人的军事思想，与汉家多是反侵略、制暴敌的军事斗争思想何其不同。这个好战的侵略分子在辽阳东路的争夺战中未能得手，便陷入哀叹之中，仍然恨不能“屠清京”，120年后读来仍觉瘆得慌，让人恨不得击杀此狂妄凶恶的倭酋。



可是，当时对清军来说，虽然看似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由于前线机动作战和游击战的正确战术被高层否定，依克唐阿调至海城参战，聂士成奉调回关内，辽阳东路防线清军也局限于守住防区，与日军相持，未能发起有力的进击。所以，这个机会白白丧失。



而对于张锡銮来说，他的兵力是严重不足的，扫清宽甸境内之敌，也是趁敌人无力分兵据守，这已经是抓住时机了。再进一步发展，已经没有力量。看出来了而没有力量实现的机会，根本不能算机会。



正如当时人评论的：若我们有劲旅，乘胜自宽甸横扫鸭绿江畔，收复沿江城池，断掉朝鲜和我辽东之路，辽东之敌必然回护。可惜锡銮兵力单薄，缺乏军械，而部队和民团难以持久，官府抚恤赏赐激励又不及时，士气好不容易鼓起来，又消沉下去，九连城和凤凰城就沦于敌手，不能收复了。（“苟我有劲旅，自宽甸乘锐扫荡，收复沿鸭绿江诸城壁，以截断朝鲜与我辽东相通之路，则辽东之倭必将返顾。惜锡銮兵势既单，军械既乏，而兵团以胜而争不相能，且吊死问伤恤赏又不时至，士气复沮，而九连、凤城遂沦于倭不可复克。”[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



令人不胜惋惜之至！锡銮无兵，又何处再寻找劲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