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总有后人捕风捉影，竟然就称之为乞降了。



一个英雄，又成了“惜富贵、恋妻儿”的孬种。



痛哉，当时总有些人，不去讨伐那些闻风退回的官员，坐看别人牺牲，不但不施以援手，反而起而围攻。这种遭遇，与北洋何异？



以及后世之有些人，又如何呢？



有人最多不过是从道德上自以为很高，即使看待诸多原因之下力竭而退的英雄，也如同道学家责怪“寡妇改嫁，不能从一而终”的层次罢了。



他们所争论的，是刘永福的一封回信。所依据的，也是这封信——的只言片语。



10月9日，嘉义失陷，台南府城实际便已成了一座孤城。外援既断，粮饷又复告罄，进退失据之下，10月10日，即日本第四混成旅团登陆布袋嘴的当天，他给桦山资纪写了一封信，准备接受谈和，并托英国军舰皮克号向日军转交。也正是因为这封信，让后世对刘永福的评价褒贬不一，让道德家们得到了证据。



信没有到达桦山手中，而是于11日转送给了南进军司令高岛鞆之助。



信中说：“现在本帮办意欲免使百姓死亡受累，故本帮办亦愿将台让与贵国。”但提出要“先立条约两端”：一、要求日军厚待百姓，不可践辱，其台民不拘何项人等，均不得加罪残害，须当宽刑省法”；二、对其本人“所部兵勇以及随员人等，亦须厚待，不可侮辱，将来须请照会闽浙总督、两广总督或南洋大臣，迅速用船载回内地”。



有人就抓住了一个“愿意将台湾让给日本”，便认为这是刘永福的投降信、乞降信。



但就是不愿看那两条要求，实际上，这是有先决条件的讲和。



连日军南进军司令高岛都不认为这是乞和，而感觉这是对等国家间将领的协商。



所以，高岛当即代表桦山复书拒绝刘永福之请，指责“汝似欲具条件乞和……今大军逼在咫尺，命庄旦夕，仍靦然乞和，且具条件，拟一如对答国将领相接议事之式，此本职所最不解者也。”



在日本人眼中，台湾早已割让给日本，即“依下关条约本岛归我日本版图”，台湾抗战，已非两国交战，刘永福没有这样的资格。况今非昔比，胜券在握的日本人收起当初的所谓“好意”，根本不会同意什么平等讲和还是乞和了，尤其是对无视日本人“好意”的刘永福，还“窃据南部台湾之地，以至今日。况嗾使当地匪类，悍然抗我王师，久致本岛于扰乱者，汝实其魁也”，更是不能容忍。



连刘永福来往所用“大清国钦差帮办台湾防务记名提督军门闽粤南澳总镇府……”这一称呼，都表示不能容忍。



所以，高岛踞傲轻蔑地要求“汝若悔前非，欲诚意乞降，唯有面缚自来军门乞哀而已。”



刘永福接书之后恼了，14日再写一信给高岛，反问：前看桦山“既肯商议和好，今忽附言投降，将何以明信于天下耶？”——这说明，是日本人刚刚变卦，要求刘永福投降——进而指明“双方攻战，其胜败之数不可预期，徒害生灵面已。本帮办为爱恤人民起见，始有此和议耳。”最后，干脆说出了自己的打算，特别警告说：“若本帮办战不能胜，即率旧人退入内山，亦可支数年，而不时出战，决不令安居此地也。”



从这些书信往来中，可以看出，此刻刘永福要的是有条件的和，而日方则要的是无条件的降。难怪日军不答应，双方也从言语温和到厉声相向。也正因如此，双方根本谈不拢。



而且，刘永福确实有过“进山打游击”的考虑的，也已经开始向山中秘密运送辎重、装备。易顺鼎发来电报，劝刘永福内渡，刘永福回电：“誓不走，如万难支，决入内山作草寇，与遗民共存亡。”18日，刘永福召集部众，意见有二：一是出城作战，二是进山坚持。最后议定还是退入台南城东的大山之中。



对于刘永福绝境之下最后的抗争，绝大多数人表示了理解。但在一部分人眼里，怎么就成了乞降了呢？



袖手旁观、坐而论道、让别人顶上去，这种事从来不断绝。“精致的利己者”向有根源，有知识无良知的野蛮人也始终代代相传。如果，一旦有难，还能指望这些人上阵扶危救困吗？



我只能说，这类人对中国历史发展唯一的贡献，就是不断让历史表现出病态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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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称英雄的毕竟是少数人，是时代的精华。人人都考100分，多数是出的题不够难。



所以英雄难做，做英雄难。自古英雄多凄凉，这是事实。



在刘永福做出进山决定的第二天，消息传来：台南府北部最后一道屏障曾文溪失守！这肯定是促使刘永福改变主意的重要原因。



最后时刻，如同“德高者”所百年来“痛惜不已”的，是刘永福“意志不坚决”，放弃了进山的选择，而决定冒死内渡。



侥幸躲过日军的严密封锁搜捕，回到大陆以后，刘永福却躲不过皇家的追究，问罪处罚。“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十一月癸丑（1896年1月1日），广东南澳镇总兵刘永福开缺回籍。以前福建台湾镇总兵万国本为广东南澳镇总兵官。”[《清实录》]刘永福被免去总兵职务，打发回家了。接替他的，正是战前从台湾逃回的台湾镇总兵万国本。大清皇家办事，让人何其无语。



还好，要是日本人索要的话，大清为了“中日友好的大局”，会不会将刘永福引渡给日本人？



直到的4年之后，1899年11月29日，刘永福又被任命为总兵，“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十月辛丑。以前广东南澳镇总兵刘永福为河南南阳镇总兵官。”为啥又想起这位老将来了呢？



史料中未讲。但是，记载却明明显示：自甲午后，除了忙着裁汰勇营，官兵就一直忙着剿灭各地大大小小的流匪，却越剿越多，史料中皇上处理的这类奏折的记录越来越稠密，此前一天的28日，皇上又担心啦，地方上竟然闹起了大刀会、红拳会等民间组织，“十月，庚子。谕军机大臣等，近闻山东地方有大刀会、红拳会，各种名目，多系不逞之徒，藉闹教为名，结党横行，欺压良善。地方文武弹压缉捕俱不得力……”[《清实录》]



实际上，对大清王朝的挑战又来了，我们都知道，中国大地上正酝酿着一场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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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福乘英国商船离开的第二天，10月20日，日本吉野、浪速、大和、秋津洲四舰进入安平港内，发现炮台并不发炮还击。21日凌晨1时，台南东门外教堂的英国传教士巴克雷等，至二层行村日军第二师团前哨报信：刘永福已经离台。同时，沿海岸前进的右翼支队派人送来海军所得的消息，也证实了巴克雷等的报告。



本来日军还在研究和准备，决定23日发动总攻，这下省了。



乃木希典把一大堆计划图表卷起来，命令前卫司令官山口素臣提前占领台南。



21日黎明，山口率队自二层行村附近的宿营地出发，从小南门进入台南府城。



台南陷落。



全台陷落。



存在了一百四十九天，抗争了一百四十九天的台湾民主国，终告灭亡。



大清王朝早就忙于裁撤仓促动员起来的数量庞大的勇营，无暇顾及而由台湾孤身延续的中日甲午之战，终于落下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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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隔一道海峡，孤悬东南。



直到近代，大清王朝在外敌四面入侵的情况下，才发现台湾的重要地位和价值，意识到“台湾稳，则东南安”这个至理。



然而，首任巡抚刘铭传建设台湾的宏大计划刚刚实施十年，一切刚刚起步，便被日本人打断。大清虽然先后击退过英法日各国的侵略行动，但全国的国防上驰怠，台湾又有什么建树？有事几乎主要靠内地，无事则少有人筹划，台湾没有建立起相当强固的防御。



实际上，是没有建立起能够充分自给、独立支撑的防御。



到甲午战败，台湾被迫割让。



台湾陷入了五十年的被异族统治的亡国奴地位。



日本这个年轻暴发户的轻易得手，更刺激了列强的巧取豪夺，这使得中国版图进一步陷入被瓜分的境地。



从长远看，这还使得日本在中国东南沿海打下一个巨大的基地，直接窥视中国软腹部。后来的侵华战争，相当一部分军队、物资是从台湾转运的。



但台湾失败了吗？抗争停止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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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日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终于实现了据有台湾这个长期以来的梦想。



为了台湾，日本先后动员了5万多人，死伤无数，至今说者不一。据有关研究结果，侵台之役中，“日军所公布阵亡的人数为4806人，其中战死者仅占164人，其余的4642人皆为因病而死亡的，除此之外更有21748人送回日本就医，留在台湾医院的亦有5246人。”[井出季和太《日据下之台政——卷一》]



况且就是这个“公布的数字”，也有相当大的水分在里边。日军的战报，向来有缩小己方损失，夸大敌人损失的优良传统。



10月27日，兴冲冲的桦山资纪发布告示声称：“台湾全岛已全部平定。”11月18日，桦山又正式向参谋本部报告“台湾全岛平定”。



但是，他高兴得未免太早了。



日本军队虽然占领了整个台湾，但是从台湾各族人民中兴起的反抗斗争仍然接连不断。领导群众起义的著名人物在最初几年间就先后有林大北、陈秋菊、柯铁、简大狮、詹阿瑞等人。



不过，这些起义斗争全部被残酷镇压下去，而且使用的是无差别烧光杀光的恐怖罪恶手段。从1895年的5月26日至翌年3月，据日人估数，抗日军死亡的人数大约7万8千余名，这和日军战死的人数简直有天壤之别，就可以知道日军在镇压抗日军中普遍存在的屠杀虐杀行为。[据《日本赤十字社台湾支部初期之研究（1895-1906）》]



日本人不得不采取更为残暴的手段，始终无法建立什么与内地相同的制度，也就是说，无法完全将台湾同化和纳入日本社会，虽然李登辉、吕秀莲之流十分想念和涕零日本的奴役。这都源于台湾人民的不断起义、反抗，反对侵略者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



日本人自己也予以承认，“第一次中日战争（注：即甲午中日战争）后，日本政府在台湾面临着汉族的强力反抗，就不得不首先确保自己的军事警察的统治。最初实施军政，凭借军队的力量执行一切政务，同时对反叛军队进行讨伐，但这并没有获得成功”。在1898年后“完成了特殊的警察制度，台湾才告‘平定’”。在所谓“特殊的警察制度”下，“和人民直接接触的官吏只有警官”，同时还实行“保甲制度”这种“利用居民连坐负责来维持治安的封建办法”。[小山宏健《日本帝国主义史》]



这还没有提，日本人一直努力实施的“奴化”和“日化”教育。



实际上，这种研究结论，还在遮掩着一个事实：第二任总督儿玉源太郎的“警察制度”和“保甲制度”的创意，仍然无法消除起义的火种。不时燃起的大火，迫使日本至少两次从国内调集正规军师团，前来镇压。



到第三任总督、“疯子”乃木希典都有些灰心丧气，竟然建议干脆以一个和适的价格把台湾倒手卖掉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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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的苦难，印记在中国身上的耻辱。



但有这些抗争者在，足以为后世引为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