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前听说日本人已经准备大举进攻台湾的消息之时，朝廷已经不敢存一丝挽回之念，只要眼前能保持苟安也就心满意足了。所以，只谋求保辽东半岛，一切关于保台的外交便偃旗息鼓，不再声张。



十分可惜而令人心酸，台湾人民满心希望借成立新政府来获取外国的支援，却最终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各国的承认，连同情都不会有。地球上什么时候有国际间的公义，什么时候能求来帮助？



直到现在，一些小国小民族的命运，还不是掌握在大国强梁的手中，你想独立就独立，你想统一就统一？霸权仍然可以打着人权幌子侵入别国，或为“消除威胁”不远万里迢迢地去灭掉一个“鞭炮厂”，却一边指责我们在自己家的土地上“盖房子”……而大国之间呢，面对桌上高喊和平合作，桌子下面“踹脚”，我们国家又有多少天不是在惊心动魄中度过？



对当时的台湾来说，中央朝廷都已经视之为弃地，视参与保台的爱国官兵为异己、为悖逆了，哪国还会在这个时候为台湾而与大清政府产生芥蒂，与日本发生龃龉呢？更不要说介入这场战争。



而且，为了“免致日人借口”，朝廷早就一面电令唐景崧开缺“来京陛见”，“台省大小文武各员内渡”，一面指示李鸿章催促李经芳迅速“前往商办”，搞好交割，以示“中国并无不愿交割之意”。[《清德宗实录》]早脱手省得被烫着，完全是一副害怕被台湾连累的样子。



现在台湾又搞出这么个“民主国”，还非得“遥奉正朔”，估计大清吓也要被吓死了。



所以，台湾人民“固守以待转机”，终于没有等来大清。直到五十年后，才等来了1945，中华民族历尽艰难牺牲缔造的抗日战争（中国第二次对日战争）的胜利。



这是全民族未忘记台湾同胞、在救亡中也为台湾奋斗的艰苦努力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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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1895这场悲壮的斗争中，台湾人民只能拿起武器、拼出性命，与侵略者周旋。但却无法避免孤军奋战，并步步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



保台从开始便遇到了很多困难，很多又是相当不利的因素。



首先，不是所有人都能与台湾并肩战斗。有一部分官员留下，但多数的官员根本没那个胆，能舍出性命。再说官员忠于的是满清朝廷，富贵荣华要依附腐朽的皇权赐给。留下，不被扣个反叛的罪名，也要问个抗命不遵。



所以，得到朝廷电令之后，这些官员如遇大赦。台湾的府、道、厅、县官员及将领一下子去了一大半。



民主国一成立，要干的第一件事，竟是立即任命新的官职以填补空缺。



当然，这个时候出头的，可不是争权夺利、谋取好处的。不过还好，台湾抗日的领导体系才得以维持，没有因大批官员内渡而趋于瓦解。



反割台武装斗争，至少从一开始，仍然还有了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另一个不利因素就是随着割台，防守台湾的官兵也大为减少。



台湾原有的驻军仅二十余营。甲战争爆发后，巡抚邵友濂为备战，陆续招募了一些新营。后来福建水师提督杨岐珍、南澳镇总兵刘永福奉命带兵赴台。有意思的是，邵友濂虽然调到了湖南任巡抚，但还通过关系，帮台湾从广东拉来了大队清军加以支援。旧有的加新募的各勇，一度达到八十个营（“统计当在八十营之数”）。



唐景崧署台湾巡抚后，对编制义勇的工作更加重视，认为：“湘、淮勇丁到台不服水土，又虞吃紧之际，难于隔海招军，惟有就用台民之一法。”[《收署台湾巡抚唐景崧文》，《朝鲜档》]于是更加紧了就地征召义勇的工作。



后来的事情证明他的这些决策是对的――不仅仅是“不服水土”的问题，而更是由于备战打仗的责任终于解脱了，清政府饬令一下，驻守台湾的一些将领，包括福建水师提督杨岐珍、台湾镇总兵万国本及统兵官廖得胜、余致廷等将领先后回到大陆，走了当然要带着所属的清军一并撤走，所以在台清军营数大为减少，于是义勇作用更加明显。



民主国成立后，大总统唐景崧立即着手整合力量，部署各处防御。能用上的全都用上了。



除由全台义军统领丘逢甲统十营义勇外，又任命吴汤兴为台湾府（台中）台军统领，统六营义勇。其后，已经转型为“正规军”将领的刘永福又当上了义军统领，带十一营协防台南。



台湾防御上就成了爱国清军与义军的联合体制。



这是台湾军民在当时形势下的一个创造，为反割台武装斗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说它是一个重要支撑也不为过。



但，守台还存在一个重大的内耗性因素，就是内部矛盾未得到及时有效地解决。



守台的清军本互不隶属，联合作战也是比较松散，这是整个大清国防力量与生俱来的根子上的劣势。后期作战基本上是捏合在一起进行，效果如何，也全凭临时指定的指挥员的本领，以及各将领的良心和胆气了。



在生死存亡、最需要团结一心形成整体力量的情况下，清军内部特别是将领之间也带着成见、矛盾，始终不能消除，并经常在关键时候成为破坏战局的因素。



比如，台湾北部重镇基隆附近要地狮球岭本来由道员林朝栋率栋字十营驻守。林为抗法名将，当年随刘铭传守台，就在基隆这地方与法军作战，战功卓著，“所部将土皆前随征之人，地势险要甚悉”，“且训练有法，颇负时望”。此外，林朝栋还负责大湖与东势两地抚垦局的事务，实际上是台湾中北部地区的开垦与抚番工作，多年来恩威并施，很多闹过事的番社头领转而服从林朝栋，这对组织原住民力量是不可多得的条件。



但是，他与基隆守将提督张兆连不和，唐景崧解决矛盾的办法就是将两人分开，于是把林朝栋及所部调往台中。从后来的战局看，这一招“俗手”整坏一盘棋，削弱了台湾北部的防御力量，帮了鬼子的忙。



保台“布局阶段”就出现的类似的“恶手”、“俗手”还有很多。



黑旗军首领、南澳镇总兵刘永福率军支援台湾。这本身是难得的一支力量，但台湾巡抚邵友濂、蕃司唐景崧却忌惮刘永福，便奏调黑旗军驻防台南穷荒之地，他们则坐踞台北富庶之区。唐景崧升了台湾巡抚，战事也越来越紧张，据说，刘永福建议合力守卫台北冲要之地，提出唐管政务，自己管军事，但唐巡抚，这位曾拉黑旗军为朝廷效命的老哥们拒绝了所有这些极为关键的建议，把刘永福钉在了台南。



当然，这是后来人的判断，也有一定的道理，但要说仅仅是“为俩钱”这么简单，那可就过于浮浅了。



可能，刘永福的建议让被朝廷认为、自己也认为“颇为知兵”的唐景崧感到很不痛快。



最为可能的是，唐景崧对“天地会”出身的刘永福，实际上仍然充满戒备，谁知道他会不会再趁这个时候，在台湾反一把？



但唐景崧很自信地将大量清军布置在了台湾北部，由自己直接掌控，担负台北的防御，而将台中分给丘逢甲、林朝栋，台南的防务交刘永福负责，这个却是事实。



事实还有，唐景崧实际上根本无法掌控多数是从各省调来的清军。事情也坏在这些正规军身上。



这件事也让我们很悲哀地看到，至少在对情势的认识和战略部署上，主要官员和将领之间也发生了分歧，出现了裂缝。



虽然丘逢甲也认同刘永福的主张，极力斡旋，仍不能促成唐、刘合军，台湾抗战因而种下又一大祸根。



台湾的防御竟然最终还是保持着原状，形成了分区把守的部署格局。于是，力量分散又导致“逐次抵抗”几乎成为唯一的战术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