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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轻于一掷的台湾(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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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舍弃台湾的结局已定,无法挽回。



《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日本加紧做割占台湾的准备。5月10日,即烟台换约的第三天,日本政府便将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晋升为大将,任命他为台湾总督兼军务司令官。然后,又成立了一个事务局,任命了全套的官员。



时隔二十年,这个机构再次成立。恰如当年一般大张旗鼓地,这次,真的是更象集体去上任了。



历史真是不负有心人啊。



当年不顾身份低微,敢向高层请愿出征台湾的熊本镇台鹿儿岛分营长官、陆军少佐桦山资纪,如今已官至大将,是日本的重臣。当年率先潜入台湾侦察的马前卒,二十多年后终于被委以最高长官的重任,接替西乡从道,实现自己的梦想了。



在日本的催促下,这一边,大清朝廷委派李经芳赴台交割。



倒霉事总是落在这对父子头上。这算是什么样的差事?据说,李鸿章闻听朝廷决定之后,竟连说:这是要把我们父子推上绝地。



当然,这个绝地,也不是说台湾多危险。而是更严重的,还要再背上一个千古骂名。



但是,明知是骂名也没有办法躲开,李鸿章纵有一千一万个不乐意,最后还是得同意。

因为皇上也急了。

李鸿章耍了一套把戏,借口李经芳生病,想推回这个任命。皇上的反应是:实在是在奇怪了!

皇上对李经芳突然得病根本不信,肯定明白这套把戏,于是电谕李鸿章,连同李京芳未来京交差反而返回任上(不管是真是假)一阵数落,“李经芳随同李鸿章赴倭,派为全权大臣,同订条约。回津后尚未覆命,何以遽行回南?昨派令前往台湾商办事件,又复藉病推诿。殊堪诧异!李鸿章身膺重任,当将此事妥筹全局,岂得置身事外,转为李经芳饰词卸责。”最后严厉地吓唬,“现在倭使将次到台,仍著李经芳迅速前往,毋得畏难辞避。傥因迁延贻误惟李经芳是问。李鸿章亦不能辞其咎也。”

5月30日,李经芳带着道员马建忠、顾问科士达等,乘德国商轮公义号由上海启航,于6月1日抵台湾海面。



2日下午,日本政府所派“台湾民政局长”水野遵也到达了公义号。



史载:“政府乃派李经芳为交付台湾大臣。经芳之澎湖,与桦山指交于舟次。自是台湾属日矣。”[《清史稿》]双方在海上进行了台湾的交割。



这种交割,其实纯粹是一个形式,无所谓在哪里。



李经芳没有踏上台湾土地,历史上说是由于害怕“见到”台湾人民。也许,这个时候到台湾土地上,真说不准被群情汹涌的民众打成什么样子。



有人由此展开丰富想象,说桦山奇怪大清使者为什么不去台湾,这是顺杆溜的推测。桦山根本就没亲自出席,也没功夫来见大清使者,更不会现在登上台湾。



这充分说明这个交割仪式,也不过是给日本的军事占领提供一个所谓合法的依据罢了。



因为早在交割的四天前,日军已经开始了对台湾的进攻。



这又是因为,台湾内部起了变化,让日本人非常着急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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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头逢逢雷大鼓,苍天苍天泪如雨,倭人竟割台湾去。当初版图入天府,天威远及日出处(指日本)。我高我曾我祖父,艾杀蓬蒿来此土。糖霜茗雪千亿树,岁课金钱无万数。天胡弃我天何怒,取我脂膏供仇虏。眈眈无厌彼硕鼠,民则何辜罹此苦?亡秦者谁三户楚,何况闽粤百万户!成败利钝非所睹,人人效死誓死拒,万众一心谁敢侮?”黄遵宪的这首诗,写出了失台的痛彻心扉。



中华开台湾之土,明末荷兰侵入,郑成功驱逐异族出境,至康熙朝施琅攻台,郑克塽降清,台湾回归大一统。可惜开始朝廷并未给予足够重视,后看到法国、日本先后伸出狼爪子,准备好好建设一下,大清此时已把一个国家治理得民贫国弱,列强纷纷分割我领土,大清终以“京师为重,台湾为轻”,以至轻于一掷,将台湾弃于“蕞尔小邦”倭寇之手。



在台湾官绅百姓的一再陈情和抗议声中,署台湾巡抚唐景崧两月之内上奏电陈达二十余次之多,最后哀求朝廷“台湾属倭,万众不服”,“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臣誓死守御,若战而不胜,待臣等死后,再言割地。”4月19日,接总理衙门复电,朝廷仍然老调重弹称:“割台系万不得已之举。台湾虽重,比之京师则台湾为轻。倘敌人乘胜直攻大沽,则京师危在旦夕。又台湾孤悬海外,终久不能据守。”然后便冷冷地命令:“交割台湾,限两月,余限二十日。百姓愿内渡者,听;两年内,不内渡者作为日本人,改衣冠。”



此电一出,台北立即鸣锣罢市,绅民拥入巡抚衙门,哭声抗议声,声震天地。



当此情况下,处在非常关头的巡抚唐景崧备受煎熬。



唐景崧(1841—1903),字维卿,桂林灌阳县人,同治四年(1865)进士,因为学习成绩优异,被选入翰林院任庶吉士,这曾被认为是个极有前途的起步。但三年后派往吏部任候补主事起,唐景崧却空怀着“治国平天下”的壮志,在吏部过了15年的打杂生活。



1883年初越法战争中,唐景崧冒出个大胆的建议(这可是犯朝廷之忌,确实是大胆):资助和招安黑旗军与法军作战!这样既可避免中法直接开战,又可打击法军的气焰,清廷则能保持决策的主动性与灵活性。并毛遂自荐,请求前往越南招抚刘永福。这顿时得到了慈禧太后的刮目相看。



唐景崧孤身抵达越南保胜,劝刘永福投身朝廷,为刘永福出谋献策、参与指挥,连续打赢了河内、山西两战役,以功赏四品卿衔。



1884年越法战争终于打成了中法战争,双方扯明了动起手来。唐景崧奔走于援越桂军、滇军、黑旗军和抗法越军之间做协调工作。特别是亲自跑了一趟,将法军的克星、退休老将冯子材请出山领兵上阵,东线战场大获全胜。唐景崧还奉张之洞之命募成景字军4个营,亲自率军入越会同黑旗军、滇军作战,与云贵总督岑毓英联手,组织和指挥了宣光攻坚战,在西线战场上取得了临洮大捷和宣光大捷,法军遭遇亚洲“滑铁卢”,好战的法国茹费里内阁轰然倒台。



怎么看,这些也不全是白给的,唐景崧应该是有两下子的。所以,中法战争结束后,唐景崧便以功“赏花翎,赐号迦春巴图鲁,晋二品秩,除福建台湾道”,当上了巡视干部。后来台湾建省,又任台湾布政使,成了实职的副省级地方大员。客观说,唐景崧初到台湾,便办书院、兴科举、劝农桑,倡导修建铁路,发展生产,教化台南少数民族,做了不少造福台湾人民的事情。



但在战云密布的时候,担任台湾巡抚,确实算不上幸运。



为反对割台,唐景崧甚至到了不顾君臣纲纪质问皇上、公开声称抗命的程度,“祖宗缔造之艰,史册俱在,传至二百余年,失自皇上之手,天下后世,谓皇上为何如君?他日更何以见祖宗于地下?臣为祖宗守土,惟有与台为存亡,不敢奉皇上之诏。”今见割台已无可挽回,又针对朝廷任由人民去留,无异于撒手不管,而苦谏告诫:“弃地已不可,弃台地百数十万之人民为异类,天下恐从此解体,尚何恃以立国?且地有尽,敌欲无穷,他国若皆效尤,中国之地可胜割乎?”[《台海思痛录》]



这个警告,用不了多久,就会全部应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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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声音,在中国上下引起了强烈共鸣,一时间地方声援台湾、反对割台呼声四起。



清政府在这片声浪中,不断丢失本身就已岌岌可危的威信。



1895年7月15日,上海《申报》以《论台民义愤亦足以震慑人》为题,发文严正指出:“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我官可玩,而我民不可玩!”



仍处于封建时代、受到晚清政府严格限制、为满清愚民政策围困的报纸,被李鸿章对外评价为“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申报》发出对日本,也似对朝廷的怒喝,不亚于第一声惊雷,足可谓是惊世骇俗。



而台湾官绅军民所干的,更是前所未有的壮举。